日期：2025-06-30 11:52:46
摘录:《中国士文化的道义哲学研究》
士文化的传承与变化
“士”始现于商周，是各级贵族的通称，更多的是指宗法分封制度下的一个等级，处于宗法贵族等级序列的最末一等，在政治上居于卿大夫与庶民之间。孟子说：“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孟子·万章下》）此时的“士”是一群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人群，卿大夫的嫡长子继承父位仍为卿大夫，其余诸弟则成为士；士的嫡长子仍为士，其余诸子便成为庶人。在政治上，士依附于卿大夫，不得有僭越之举；在经济上，士有一定数量的“食田”，《韩非子·显学》说：“今商官、技艺之士，亦不垦而食”。“士”由于在社会上负有特殊的任务，所以在“士农工商”中，独享教育的特权，也称为“六艺”教育，分别是礼、乐、射、御、书、数。士或充任武士，或作卿大夫的邑宰、家臣，或在天子、诸侯的宫廷和基层行政机构中担任一般职事官。商周时期的“士”缺乏知识主体的自主性，有严格的等级制度约束，使士的知识和技能无法充分施展，也限制了其身份的自由和独立。
春秋是一个贵族的时代，它在处理国际关系和战争时，甚至在战争中，也是很具风度，讲求礼仪。春秋时期参加战斗的一定是贵族，最低的也是一个“士”。春秋末年，商周史官存在着向士文化转变的机制，对战国时期某些诸子流派的产生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如《汉书·艺文志》谓：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纵横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小说者流，盖出于稗官。春秋战国时期，激烈的社会变革使得士逐渐摆脱了“世卿世禄”宗法等级制度的束缚，各国贵族出现分化，其中一部分地位下降，沦落为士。此时，大量从自由民走出的人才也脱颖而出，他们表现了高度的聪明智慧，构成了“士”的主流。他们是地位不同的知识分子，往往具有某种专门的学识与特长，积极参与政治、外交活动，到处游说诸侯，出谋献策，有的还著书立说，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朝为布衣，暮为卿相，成为在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都非常活跃的社会阶层，在政治舞台上具有非同寻常的影响。此时的“士”身份已不再世袭，不再是贵族的一部分，那些通过刻苦读书，拥有一定才干的人也可以成为士。春秋战国时代，是我国古代社会大动荡、大变革、风云变幻的时期，各国征战不休，在那雄浑壮观富有激情、混乱斗智斗勇的时代，社会道德普遍滑坡，但同时也是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蓬勃发展时期。由于大国争霸的政治需要，刺激了社会对智能、知识的需求急剧增长，从而使以传播文化与政治知识为主的私学在这一时期大量涌现。儒家、墨家、法家、纵横家等聚徒讲学，各家创立新学派，在理论上自成体系，培养出大批文化人，促进了士阶层的崛起。由于各国之间征战不休，有些卿大夫为扩大影响，巩固地位，壮大自己的实力，各国开放政权以延揽人才，打破了贵族政治体制，在平民阶层中涌现出一大批有学问、有才干的学者，使得原本几乎没有资格参与政治的庶民可以发表自己的政见并参与政治决策。这一时期的“士”面对现实的社会问题、人生问题等，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和思想。战国时代，争霸和兼并战争更为剧烈，于是朝秦暮楚的游说之士应运而生，许多抱有远大志向的士人渴望得到诸侯王的重用。游士的兴起，深刻的影响了各诸侯国之间的强弱格局和运势。他们游学各国，思想活跃，使个人利害与国家之间的利害交互运用，相互影响，标新立异，为中国古代学术领域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以及促进文化科学的发展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士”这个非常特殊的群体，在这个百家争鸣的时代散发出了整个中国历史上堪称是最璀璨的光芒。
展开剩余79%战国“士”称作“游士”，他们不治产业，而是凭借自己的一技之长游走于列国。谋士、外交家主要是凭借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游走于诸侯之间。《论衡·效力》：“贤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体现了“士”在政治活动中的重要作用。春秋五霸时，诸侯国为争夺天下，招贤纳士，相互之间合纵连横、东征西讨，成就霸业。《吕氏春秋·下贤》：“齐桓公见小臣稷，一日三至弗得见。从者曰：‘万乘之主，见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不得见，亦可以止矣。’”《战国策·齐策一》：“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当政者对士人的态度大多优礼有加，有“尚贤”“尚能”“礼贤下士”之风。这一时期各国封君权贵的养士之风盛行。战国四君子，齐孟尝君，魏信陵君，赵平原君，楚春申君，他们既有突出的才能，又能够礼贤下士，谦虚待人，广招宾客，每人养士三千，具扬名于后世。战国时期士人阶层人数壮大，流品繁杂，大部分士贫穷不堪，作私门舍人求温饱，渐渐不能以志于“道”为己任，而有“贪利嗜势”之嫌。历史上的“士”学习知识，传播文化，政治上尊王，学术上循“道”，周旋于“道”与王之间。他们是国家政治的参与者，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承者。“士”在社会大变局中，对社会影响是多方面的，在文化上，承载“道统”，著书立说，是文化学术的主要传承人，是学术繁荣的主要推动者；在社会实践上，是各诸侯国争取的主要对象，深刻的影响了诸侯国的兴衰成败。
经过春秋时期持续将近三百年各诸侯国之间争霸之后，即周朝的后半期，进入了七国争雄的时代，在西汉末年刘向编著的《战国策》中记载这一时期，所以人们称之为“战国”。《史记·六国年表》记载，战国始于前475年(周元王元年)或者从韩赵魏三家分晋开始算起(公元前403年)，至前221年(秦始皇二十六年)，秦始皇统一六国。战国时期，魏、赵、韩、齐、楚、秦、燕这七个诸侯强国，即“战国七雄”，连年征战，在军事、政治、外交各方面的斗争十分激烈。由于秦国的商鞅变法发挥了富国强兵的重要作用，秦国终于后来居上，逐一灭掉了其他六国，完成了“秦王扫六合”的统一大业，形成“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的统一国家。七雄当中，为了富国强兵而竞相实行变法，魏国的李悝、楚国的吴起、秦国的商鞅等实行的变法都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社会的进步。以苏秦、张仪为代表的纵横家人物在外交斗争中十分活跃。战国时期，商业和交通的发展互相促进，出现了一些著名城市。都江堰、郑国渠、鸿沟等著名的水利工程不仅促进了当时的农业，而且造福后世。在文化和思想学术的发展上，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辩家鹊起，创造了辉煌的先秦文化，对后世有极大的影响。战国承春秋乱世，思想文化璀璨，中续百家争鸣的文化潮流，文化日趋繁荣。每一种文化都有它特定的生存土壤。春秋的君子战国的士，就是这样特定的产物。战国是“士”的黄金时代，随着经济技术的新发展与各国相继图强而展开的举国变法运动，名士纵横捭阖，宿将武士战场争锋，涌现出了大量为后世传诵的典故。
贵族包括天子、诸侯、大夫、士。士人不同于士大夫。士大夫的称谓是战国中叶才流行开来，指的是士人与官僚的合二为一。从士人到士大夫，显示了士人介入政治，进入政治中心地带的历史动向。士大夫有上大夫和下大夫之分，上大夫又叫“卿”，人们常常以“卿大夫”连称。“士”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和群体，士上可为卿相，下可为士民、布衣。“士”的社会地位与职业千差万别，但在差别中又有统一性，即知识、道德和勇力，这些东西虽然是无形的，但在社会活动中又无所不在。“士”称为士大夫时，可以指军队中的将士，也常常是在中央政权和州郡县供职的官吏的泛称。称为士人时，则一般特指具有较高封建文化素养、从事精神文化活动的知识分子。春秋时期齐国相管仲最先定下“土农工商”的次序。《管子·小匡》曰：“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春秋谷梁传》成公元年曰：“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荀子·王制篇》亦有“农士工商”的排列。“士”向上可以为贵族或为官进入统治集团，向下可以为民成为被统治阶级，所谓“士农工商”的地位排序中，士为民之首，有一定特权，得到统治者和庶民的尊重。汉代的“士”地位几近于庶民，士农工商，尚列首位，但逐渐成为在野知识分子的泛称。汉代士大夫继承和发展了孔、孟的修身学说，并把修德教化运用于具体的政治实践，主要包括士人的个人修行、君主的仁德教育、民众的教化等。他们在整合社会、提高民众文明程度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使儒家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渗透于社会各阶层。此时士人特重士名，一旦成为名士，功利官位会接踵而至，故士人或着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恪守封建纲常名教。汉初著名的隐士应曜与“商山四皓”，汉高祖曾派大臣请他们一起到朝廷为官，但应曜坚决不去。后来“商山四皓”被太子刘盈请出，为汉惠帝即位起到重要作用。
自汉以后以儒家为代表的“士”，逐渐担起了中国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的重任。东汉时期是士人重要转折的历史阶段，奠定了传统社会士人阶层的基本品格，也确立了传统中国社会政治的基本格局和发展轨迹。士人由游士发展为儒生，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士大夫社会。汉武帝为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采纳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从此奠定了儒家在政治生活和社会中的重要地位。之后士人在政治上得势，强宗大族士族化，而士人得势后亦扩大其家族财势，士族于是发展壮大，渐渐掌握社会主导地位。士大夫在汉初指武人，而至少在东汉建立时，已经具有现在所说的“士大夫阶层”之意义的两汉“士君子”。士子们以舆论为武器，标榜风骨操守，他们在世局危难之时所表现出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对道德信念的坚守，慷慨赴难的勇气，彰显了君子人格的道德力量。魏晋时期与盛唐时期的士人都具有特立独行的个性，追求人格自由和自尊的精神。魏晋“玄学”与佛教之风盛行，士人以酒为名，爱好清淡，淡薄功名，在这种狂放不羁个性的背后，也是基于一个复杂的争权夺利的社会背景，是一种不得已采取的抗争和逃避方式。而盛唐士人的狂放是魏晋士人狂放个性的升华，由于盛唐的时代背景，使之有着一种极具自信的气质，于是他们摈弃了魏晋士人身上的清淡之气，好谈王霸大略，汲汲功名，具有经世致用的抱负，同时也继承了魏晋士人超脱高雅、蔑视权贵的孤傲气质。士族在东晋时达到极盛，至南北朝始衰。隋唐以后，士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士”作为一特定阶层的观念仍然保留。宋以后，士或士人一词逐渐成为一般读书人的泛称，不再特指品官。宋元之后“士”多出于商人家庭，认为士必须取得经济基础，认识到经济独立的重要性。没有经济基础或经济受制于人，就谈不到获得独立的人格。科举变难促进了士弃儒从商，从而也使商业道德中诚信在儒家占据中心位置。
《史记》记载中的“循吏”是黄老思想指导下的清静无为者，而汉书中的“循吏”是儒家思想指导下的身兼“吏”与“师”双重责任的儒学信徒。此一时期文法吏才是皇帝所推崇的，但循吏的教化与汉廷的发令却存在着内在矛盾。汉代上承秦制，吏的主要功能是奉行律令，另一个是大传统是强调化民成俗的重要任务。循吏是汉代士阶层的一个极小的部分，提倡富而后教之，奉法循理，廉洁自律。因其利用“吏”的权力和影响来推行“师”的教化，其影响力较不在其位的儒家士大夫为大。循吏是“士”的一环，其影响主要在文化方面，这种潜移默化的作用虽不是短期内能看到的，但其影响却是深远的。循吏是一个独特的政治现象，表面上是“吏”，实际发挥“师”作用，他们是礼教文化的传播者。汉代“循吏”具有科学、勤奋、务实的精神，清正廉洁的作风，为民兴利除弊造福一方的胆识，移风易俗、传播先进文化的热情，不仅在当时竖起了一座丰碑，对后世为官者亦颇有启迪。
中国自古就有“衣冠上国、礼仪之邦”之称，礼仪文化源远流长，礼仪在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通典·礼》：“自伏牺以来，五礼始彰，尧舜之时，五礼咸备。”礼仪制度的演变发展经历了漫长而又曲折的历程，至西周礼制趋于成熟。由儒家学者整理成书的礼学专著“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记录、保存了许多周代的礼仪。《仪礼·士相见礼》记载上古时代“士”相见，以及士见大夫、大夫相见、大夫见于君、言视之法、侍坐于君子、士大夫侍食于君等的礼节。春秋君子源于礼，“士”也是礼乐制度下的产物，他们又都是礼乐传统的维护者。《礼记·乐记》中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士”以礼乐教化天下，修身养性，体悟天道，谦和有礼，威仪有序。
士大夫阶层在中国古代社会发挥显著作用的时期是在秦汉以后。在中央集权体制下，士大夫阶层从散漫的地方世袭贵族体系中析出，形成为卓越的社会力量。他们在精神上的超拔与自重，掌握着先进文明的资源。帝王出于统治的需要，十分注重对民智的萃取，先是汉代出现的以举孝廉为内容的贡举制，最后发展为比较成功的科举取仕制度。古代士大夫有双重身份，是官僚和知识分子的两种角色的结合，士大夫也被称为“君子”阶层。中国古代在整个士大夫发展变化的历史漫长过程中，士人实际上受到两种非常重要的文化的影响，一种是比较强调入仕和积极进取的儒家文化，另外一种是以道家为代表的“无为”和隐逸文化。
士文化的发源来自道家学派，后来演变成为多个支系，作为封建社会中最基础的贵族文化，在中国历史发展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学士”是统治阶级中知识分子的统称，大多以著书立说为主，如李白、徐霞客等。“策士”为侍奉贵族阶层出谋划策之士，如张仪、苏秦等。“方士”是道家专门研究人体生命自然科学，擅长祭拜鬼神，炼丹长生，追求长生不老的人，如陈抟、葛洪等。“高士”是道家文化的核心代表，如鬼谷子、张良、诸葛亮等。“隐士”是指隐修专注研究学问的士人，而并不是所有居于乡野山林不入仕途之人都可称为隐士，只有那些能保持独立人格、追求思想自由、不委曲求全、不依附权势、具有超凡才德学识，并且是真正出自内心不愿入仕的隐居修行者，才能被称之为隐士，如庄子、许由、陶渊明等。历史上所谓“高士”，亦盖指博学多才、品行高尚、超脱世俗之人，多指隐居山野田园之雅士。“士”的突出特征是有自由的身份与独立的人格，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与胸怀。士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之精髓，崇尚士文化是中国历代文人墨客追求的最高境界。纵观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无数士人怀着治国安邦，造福万民的雄心壮志奔走呼号，来践行自己的理想与抱负，甚至不惜为此付出毕生的心血，他们不屈不挠的精神及其光辉业绩永垂青史。正是由于他们那种宁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奋斗精神一直鼓舞着历代士人，成为他们立身处事的榜样和人生的远大追求。中国古代士人在创造和传播文化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让我们领略他们的思想和精神，感受传统文化中那股生生不息、传承至今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与精神力量的士文化。
（公元2020年5月8日，庚子年，农历四月十六）
作者简介：卢飞宏，原名卢绪波，字翰林，号浮来居士，别号东方飞宏，东海卢氏，飞宏子，中华文圣拳全国总会副会长、秘书长，非遗武术文圣拳第九世代表性传承人，中国当代武术名家，中国民间宗教武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世界华人运动会中国山东分会济宁分会副主席，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研究专家，山东省青少年非遗武术教育研究中心研发专家，吉林省武术科普专业委员会高级顾问。《文圣拳武学三部曲》编者，即第一部《圣拳经典》（作者：卢飞宏、张丽光），第二部《文圣论道》，第三部《大道之行》（上、下册）等约300余万字的武学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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